英国到十九世纪初率先崛起为财政国家，是与其财政体制的集权化与政治制度的分权化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制度演进及其相互作用，奠定了英国财政国家的基础。

　　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主要国家在财政体制上是分散化的，碎片化的，没有实现财政中央集权。同时，在政治体制上，欧洲国家大多则处于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没有实现对君主权力的制衡。而英国恰恰相反，可以说是欧洲的另类。一方面，英格兰较早时期就已开始了财政中央集权化；另一方面，光荣革命后结束了君主专制主义，走上了君主立宪的议会民主道路，王权受到很大的约束和限制。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使得中央政府能够征收到更多的税收，而限制君主及其政府权力的代议制体制，则能够保证税收征收的合法性，特别是以税收为国债担保，提高了国家的信用水平，确保国债的信用，使得国家能够以更低的利率从国内外借款。

　　欧洲强国中，法国、西班牙等国家在财政体制上是碎片化的。在法国，主要税收如消费税是地方化的，被五大包税商垄断，国内关税林立，有八大关税区。法国国内各地实行不同的税收，采用不同的税率。特殊利益集团也获得各种免税特权。这种状况一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一度最强大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同样也由于财政体制的分散，限制了财政国家的崛起。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在政治上做到了分权，但是财政体制上，各个联合省有自己的财政制度和体系，共和国并无自己统一的财政体制。共和国的财政需要，只能向各省摊派，但摊派的效率是比较差的。各省都存在强烈的搭便车的动机，想方设法逃避自己的财政义务。英国与这些欧洲强国不同。英国从1066年诺曼征服时期开始，就建立了全英格兰统一的法律和关税，逐步形成了强大的君主制。英国国王无需像法国国王那样费时耗力地与省级精英就征税进行谈判。英国的关税从十一世纪开始，便是全国统一的。英国通过财政集权，实行全国统一的征税体系和统一的税率，提高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

　　英国一方面通过财政集权获得了更大的财政汲取能力，另外也通过政治上的分权，使得这种财政汲取能力更合法，更有保障。英国从大宪章时期开始，贵族就与国王就征税权进行了长期的博弈。议会制度建立后，英国议会成为纳税人代表与国王就征税权进行讨价还价的论辩之地。通过1840年的英国革命以及1688年的光荣革命，最终确立君主立宪制度，议会获得了立法权，财政收入和开支以及举借债务的权力都属于议会。国王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有些吊诡的是，英国的议会制度本来是为了约束和限制国王的征税权而逐步完善和建立起来的，但是议会制度最终却方便了国家征税。在光荣革命后，议会实际上批准了政府提出的绝大多数税收请求。得到议会批准的税收更具合法性，更少受到纳税人的抵抗，因而议会制下的英国比起没有这种制度的法国，更能够迅速而足额地征收国家所需要的税收。代议制下的英国纳税人的人均税负，要远远高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法国纳税人的人均税负。而在英国，高税负并没有引发法国那样的强烈抗议和不满。在缺乏强制代议性机构的地方，财政瘫痪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在旧制度下的法国，竞争性的利益以及缺乏一个全国性的代议机构，使得政府实际上不可能新征极为需要的税收。

　　限制王权的议会不但有助于征税，更有助于举债。征税只是近代欧洲君主财政包裹中的一部分，而借债对于近代国家的财政和军事健康才是关键性的。税收从来没有能够满足战争的需要。当部队突然被征召，战争一旦打响，不管税收多么庞大，它们都不能跟上巨额经费的需要。国家只能通过借债来满足战争的需要。只有这样，开支才能延伸到未来并由税收来偿还。近代英国国王举债后一般能够认真偿还，但是查理二世1672年还是发生了国库止付事件，本质上就是债务违约。实际上，查理二世的债务违约，是因为当时的王室债务，本质上还不完全是国家债务，是国王以自己信用举借的王室债务。这时议会还没有为王室债务进行担保。而在光荣革命后，议会真正掌握了国家财政大权，从此议会不但获得税收的批准权，而且也以税收为国债进行了担保，英国的国债制度从此正式建立，国债也迅速积累。光荣革命后的一百年英国卷入了欧洲八场大战，战争开支都是通过举借大量债务实现的。尤其拿破仑战争后，英国的国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倍，但如山的债务并没有压垮英国。因为议会通过用税收担保，让王室和政府更加负责，确保借款得到偿还。这就确保了英国国家的信用水平，英国因此能够以很低的利率从资本市场借钱，对它们的债务支付较少的利息。这一点是除了尼德兰之外的任何欧洲国家都做不到的。

　　政治上的分权制衡也有利于控制财政风险，增加财政审慎度。英国从光荣革命后虽然经过大量战争，举借大量债务，债台高筑，但始终没有发生债务违约。分权制衡的议会体制显然为财政审慎增加了一道保险，使得财政状况更加健康。（作者系财税学者）